新全球化蓄势来袭，看安克、SHEIN等企业如何应对

今年过了5个月，大部分出海企业的体感还是微凉。头部出海企业面临增长压力，中小出海企业奔走于生存。迟迟没有迎来光亮的原因，既有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疫情后疤痕效应犹存，大部分人消费动力不足；也有全球原材料上涨、物流平台费用上升等，拉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还有横亘在诸多企业头上的“逆全球化”，给整个行业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这些国际形势所带来的影响，看似远实则近，只是身在此山看不清，看清时已经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及结局。这次，我们想谈谈“逆全球化”。

此时，我们正面临第三轮“逆全球化”浪潮，基于历史周期性和各国经济现状，它属于无可回避的趋势，且持续时间和中美之争的结果紧密相关。而中美之争，以美国强劲的综合实力现状，二十多年内也难分高下，但中国在重返世界第一的过程中，会调整出海企业的市场方向及产品结构，海港重要性下降，陆港和空港重要性上升。而安克、SHEIN、天族资本等企业也已提前布局。          

1“逆全球化”是周期性使然，

属于无可回避的趋势

回溯本轮“逆全球化”的发展，2016年，英国脱欧成为“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此后，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便开启一系列“退群”决定，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期间中美两国相互加征关税，并将制裁领域从制造业蔓延到高科技行业，“华为、中兴”等企业都被限制。拜登上台后，持续沿用特朗普时期对华贸易遏制政策。2022年5月，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拉拢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等。种种脱钩迹象表明，本轮“逆全球化”浪潮已经越演越烈。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本轮逆全球化？其中，既有历史的周期性影响，也有由于本轮全球化中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利益受损，各国基于维护自身利益实施相关政策所致。

具体而言，在全球历史上，人类曾经历过三轮“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

第一轮全球化是以英国为主导，彼时经历两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及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大幅提高，产能过剩推动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周期性衰退，欧洲多国包括英国都基于本国利益开始提升关税。随着“一战”爆发，英国主导的第一次全球化也彻底结束，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更是让当时的“逆全球化”达到顶峰。

 第二轮全球化则是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开启以美国为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高潮。

但后来由于越南战争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动能放缓，并逐渐成为贸易逆差国。而期间日本的强势崛起，也让美日贸易战再度升温，直至1985年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陷入长达30多年的经济大衰退，美国的威胁得以解除，这一轮“逆全球化”也才逐渐走向尾声。

第三轮全球化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彼时许多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入WTO，全球化也创造了前有未有的经济效益。但经过30年的发展，如今历史又有再度重演的迹象。

 首先，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加大。在本轮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逐渐失去原有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在发展中逐步扩大自己的贸易优势。随着贸易逆差扩大，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损，“逆全球化”思绪进一步蔓延。

其次，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严重，西方民粹主义盛行。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用以表明美国收入不均等的基尼系数自从90年代起，基本一路攀升。而基于麦肯锡的调查报告，在25个发达国家中，60%-70%的家庭收入不增反降，且主要来自于中低技能家庭。

此外Penn World Table的数据报告也显示，在本轮全球化期间，资本获得的财富比例与年剧增，劳动阶层获得的财富分配比例却逐年降低。这些数据报告都表明，全球化与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形成了正相关。

这也导致了民粹主义盛行，政府相关的“逆全球化”政策也会得到民众支持。最后，中美两国逐渐形成世界的两极格局，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至少在往后25五年内，两国之间的博弈将愈加白热化，贸易战也只是其中一环。

目前全球三大经济体是美国、中国和日本。2022年美国的GDP总量是25.47万亿美元，中国是18万亿美元紧随其后，在10万亿-20万亿美元这个区间的其他国家没有。

其后是日本4.23万亿，如果日本经济继续下滑，往后5亿-10亿美元的国家也将长期缺席。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在2019年的公开讲话中提及，西方霸权或许已经终结，世界将围绕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极点运转。

今年马克龙顶着巨大的压力访问来到中国广州，也是想为法国在中美两国关系中进行斡旋。基于这些，可以判断目前中美两国已经逐渐形成两极格局。

而两极格局的命运走向，无非是守成大国会对新兴大国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写道：国际体系没有守夜人，它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当一国受到另一国威胁时，没有供它们求助的更高权威，而且国家永远无法确信其他国家对它们不怀有敌意。在这个角斗场上，国家要想生存，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为权力而相互竞争，直至成为霸权国或倒下。

所以，中美两国的关系也成了此次“逆全球化”浪潮中的焦点，即便其他发达国家在往后几年走出经济衰退的周期，但中美两国的博弈只要持续存在，“逆全球化”便不会结束。

在博弈过程中，要么中国取代美国开始主导新一轮全球化，或者中国的经济在美国打压下明显不如美国，美国的威胁解除，此次“逆全球化”才能结束。

2 新全球化势能在汇聚

将调整产品结构、提升陆空港重要性

在本轮“逆全球化”中，不仅美国会对华进行贸易制裁，其他国家未来也可能在中美两国之间被迫站队，但无论是基于利益还是现状考量，我们都更倾向于中国在博弈中取胜。

首先，历史规律使然。近600年来西方崛起，葡、西、荷、法、英、美，均各自独领风骚100年左右，美国取代英国称霸全球也已将近一个世纪，中国重返世界第一存在历史必然性。

而且，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建立100周年左右都处在其朝代的鼎盛或繁荣时期。汉朝建立100周年处在汉武帝时期；唐朝建立100周年处在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期；明朝建立100周年时处在成化年间、有争议但整体实力很强，尤其是军事上几乎保持全胜战绩；清朝建立100周年处在乾隆初年。再过25年，也是中国建国100年，回归世界第一也有史可循。

其次，中国比美国更积极向外学习。中美两国是两套不同的操作系统，各有优势：集体主义的中国能“集中优势办大事”，个体主义的美国擅长发挥个人的创造力。

所以，不要嘲讽美国人搞基建能力很差，也不要对中国的批判和原创精神不足而过于失望。关键问题是：中美两国谁可以更好学习和借鉴对方的优点。而目前来看，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在闭关锁国后经历了百年屈辱，所以中国的系统更开放，更积极吸纳外部先进经验；而美国因为长期居于世界第一觉得无需学习别国，所以系统较为封闭。

 所以，在本轮“逆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有极大可能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倡导者，并且在重返世界第一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有别于旧全球化的新全球化时代。这个新全球化时代会具备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越来越重要，出海企业需要重塑全球化视角。

 以前，由于欧美国家经济实力强大，消费市场广阔，所以大部分企业都会选择把出海重心选在欧美。但随着中美贸易战升级，美国的制裁领域会逐渐扩展。比如近期美国声称TEMU、SHEIN触及用户数据安全和违规采购问题，可窥见端倪。而历史上，美国也曾对迅速崛起的日本进行多领域制裁。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以，出海企业应逐渐把目光从欧美转移，至少同等重视“一带一路”国家市场。现在，“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增长已经超过世界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尤其在疫情和美国脱钩情况下，贸易形势好于发达国家贸易市场。

此外，今年沙特伊朗迎来历史性和解，带动整个中东迎来和平潮，这将导致中东市场迎来更广阔的投资和交易价值。

而中亚市场，由于中国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俄罗斯也降低了对中国与中亚往来的管控。今年中亚五国最高领导人也到西安参加中国—中亚论坛，两个地区间的经贸往来有望加强。

当前，也已经有很多头部出海品牌开始逐步拓展美国以外的市场。安克创新从去年开始，加大对中东地区的投入，开始逐步转移美国市场；许多新能源汽车，也在掘金东南亚，并且效益可观；而SHEIN也持续在非洲地区进行建设，天族资本等已经在中亚地区投资。

二是海权、海港的重要性会下降，带来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

由于我国从中东进口的大量石油，以及面向欧洲的大部分运输都会经过马六甲海峡，但马六甲海峡的管理权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三国手中，而马来西亚和印尼都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新加坡也为美国提供了海军军事基地。

未来随着中美博弈白热化，美国要封锁马六甲海峡也并不困难，而中国如果不做防备将会很被动。

所以，中国的大战略是提升陆港重要性。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努力，也都指向欧亚大陆的整合，“中欧班列”（来往于中国与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铁路班列）连通了五十多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将成为中亚欧经济大动脉，这也会逐步带动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像南宁、西安、重庆这样的陆港枢纽城市会受益。比如重庆向西借由中欧班列直达欧洲，向南通东南亚国家，向北则直达俄罗斯；而西安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目前已经开通至西亚国家的17条干线通道，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内29个省份的货物都将在此集散，这也是首届的中国—中亚峰会也选择在西安举办的原因之一；南宁作为面向东南亚的门户，在“一带一路”沿线中举足轻重。

 此外，中国也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多个国家签署了航空运输协定，未来空港也将会分掉海港的优势，像成都、郑州等空港枢纽城市会有发展红利。近期，郑州已经正式获批成为首个国家级航空经济发展先行区，并且将会建成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成都已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并且是陆上丝绸之路唯一的双机场城市。         所以，之后海权、海港的重要性下降。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权力分配，往宏观方面看，世界中心将重返亚欧大陆；从微观看，也会带来产业带的变迁，部分内陆城市相比沿海城市的劣势也会逐渐缩小等。         三是出海行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加速。

此前中国出海长期依赖于家具、家电、服装为主的“老三样”，但现在以电动汽车、新能源电池、光伏太阳能为代表的“新三样”成为新的驱动力。今年一季度外贸数据显示，“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72%，整体拉高了出口增速2.1个百分点。

往后，随着国内劳动成本上升，中国低端供应链的向外围国家转移趋势不可逆，国内的企业也只能不断往上往高精尖走。

 此外，新一代全球化创业者已经在快速取代传统的外贸人，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水涨船高，会淹死部分跟不上的企业，也会让抓住新机会的企业比以往的玩家更加成功。即便具有技术门槛，给外国代工的生意会越来越难，打造自主品牌将是企业不得不走的“第二曲线”。

 四是“强起来”的新时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品牌才能获得青睐。

中美相争的胜负手不仅体现在军事上，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中美的经济利益和软实力之争。目前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和美国还有较大差距，这个短板需要一个又一个源自中国的品牌来填补。

低质低价的商品出口，对中国的软实力造成了伤害，它们不会是时间的朋友。而“专精特新”、先进制造等方向企业的全球化扩张才是站在历史的正确面。